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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法視野中的我國環境法法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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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李艷芳;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田時雨

  內容提要:法典化理念在環境法領域逐漸興起,針對歐陸環境法典進行比較研究,有益于環境法法典化在中國的展開。在形式編纂與實質編纂之間,中國環境法典應當選擇適度法典化作為目標定位,并以法典體系效益為綱,從確定性、穩定性與開放性三個維度予以具體展開。確定性維度要求對環境法典的調整范圍予以明確,我國環境法典應當綜合考量比較法上所呈現出的劃界依據并具體分析特殊規范的法域歸屬。法典邊界劃分產生了內外兩部分規范體系。比照歐陸環境法典在內部體例上所普遍遵循的論理體,我國環境法典的穩定性取決于總則的抽象性程度與分則的編排邏輯。環境法典還需對其外部留存的環境法淵源保持一定的開放性以實現自身的更新與進化,正視與環境單行法的關系以回應解法典化的質疑,同時聯系其他相關部門法以形成法律合力。

  一、法典化浪潮下我國環境法法典化

  “法典是每個時期法律制度文明的縮影和主要表征”①,不僅大陸法國家將法典法作為法律發展的理想樣態,判例法國家也逐步出現了立法整合等法典化跡象?!胺ǖ浠?Codification)這一概念在近百年間都處于變化之中,歷史上的法典也并未在法典與非法典之間劃出一道嚴格界限。②古代法典通常是對整個法律系統進行全面的成文法整理工作,晚近時期的法典編纂多出現于私法領域,正如始于法國大革命的民法法典化,而現代意義上的法典化則被認為是可以發生在每一個法律領域的。③法典化由此得以在環境法領域內逐漸興起。

  鑒于環境立法的分散與沖突,歐洲國家自20世紀末開啟了環境法法典化的浪潮。1988年所頒布的《瑞典環境法典》,在整合了現有15部立法的基礎上予以適當創新,成為世界上首部真正意義上的環境法典,又因其框架松散而具有較強的開放性與實用性。④德國分別于1988年與2006年進行了兩次環境法法典化的嘗試⑤,雖都以失敗告終,但其法典體例至今仍被稱道,其經驗教訓也值得反思。法國議會授權政府以法令形式于2000年與2007年分別通過了環境法典的法律與法規部分⑥,其內容覆蓋廣泛、編排形式明了,便于公眾找法與行政執法?!兑獯罄h境法典》頒布于2006年,雖然介于法律匯編與法典編纂之間的內容與形式使之備受詬病,卻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環境立法的統一。⑦

  當前,我國環境法學界正在熱烈討論環境法的法典化問題,主流觀點認為我國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法典編纂條件,編纂法典也是“可能為世界提供先例的一個領域”⑧。對比我國民法典編纂的跌宕歷程,法典化對于年輕的環境法而言似乎是一個更加艱巨的任務,歐陸國家的法典化歷程也顯示出環境法法典化尚未形成成熟的路徑與模式,社會背景、立法發展、環境狀況以及政治意愿等因素對環境法典的樣態都有影響。然而,綜觀法典編纂史,但凡部門法的發展變革都難以脫離對既有法典的借鑒⑨,考察路徑不一的歐陸環境法典可以為我國環境法法典化提供有益參考。

  與此同時,由于比照多國環境法典容易造成經驗混雜而難以適用,為獲得理論上的連貫性與中國本土的適應性,環境法典的比較研究應當基于一條基本的問題脈絡。中國需要什么樣的環境法典?這一疑問指向了法典化的目標定位,具體則體現為環境法典的調整范圍、內在構造與外部銜接,分別對應確定性、穩定性與開放性的法典品格。

  傳統語境下的法典被視為絕對理性所構筑的圣物,其嚴密體系旨在回應幾乎所有社會問題,而今看來,此理想卻恐有烏托邦之嫌。如何對法典化的程度進行合理定位,可謂是法典編纂的邏輯起點。環境法外延的不清導致法典邊界的模糊,因而需要判斷哪些立法應當納入環境法典的調整范圍。范圍界定又產生了法典內外兩部分的規范體系:環境法典內部的體例構造涉及總分結構的合理性、總則規范的抽象性程度以及分則的編排邏輯;而環境法典外部的銜接問題則主要包括法典與環境單行法的關系、法典與其他部門法的關系。

  二、環境法法典化的目標定位

  法典化的合理定位是環境法典編纂的前提性問題。傳統理性主義的相對化促成了晚近法典理念的轉向,由此各國在環境法法典化的過程中出現了形式編纂與實質編纂的分野。在法典功能主義的視角下,中國環境法典應當在形式與實質之間選擇適度的法典化,并以法典體系效益為綱予以具體展開。

  (一)形式編纂抑或實質編纂

  自啟蒙運動以來,理性主義逐漸成為制度構建的哲學基礎,唯理主義者甚至認為可以依理性構建幾乎所有社會制度。始于18世紀的歐陸民法典將嚴密結構及完備體系作為終極追求,而后其他部門法的法典編纂也皆遵循理性主義的指引,可以說“法典化運動的大部分原動力,無疑來自理性主義精神”⑩。然而,晚近時期,面對愈加復雜的社會現實,傳統法典難以通過純粹的概念與邏輯推演涵攝其所調整的所有社會關系,民法典的編纂實踐也呈現出理性主義的相對化。(11)絕對理性主義的祛魅促進了法典編纂理念的更新,不再一味苛求完美且不朽的理想體系,而代以實用且靈活的目標導向。(12)這一法典理念的轉向與新興法律部門的發展呈現出互動前行的態勢:一方面,新興法域自身的分散特性對傳統法典編纂的理想預設產生了沖擊,使之不復原先古板面貌(13);另一方面,法典編纂條件的松懈也使諸如環境法等新興法律部門有機會融入法典化浪潮。

  法典編纂模式自此分化為實質編纂(Substantive Codification)與形式編纂(Formal Codification):前者旨在通過創制一套互相耦合的規則來系統化地革新法律秩序,而后者則僅是針對現行法進行類型化的重述與匯集。(14)現今主要的環境法典可依此進行學理劃分:《德國環境法典(草案)》和《瑞典環境法典》當屬實質編纂,而《法國環境法典》與《意大利環境法典》則是形式編纂。(15)綜觀這些法典及其草案文本可以發現,不僅在前述法典理念上有所不同,編纂模式的區別主要還體現在對法典體系化的期望以及對現行立法的態度這兩方面。

  其一,采形式化編纂思路的國家對環境法典的體系化編排僅具有一定程度的條理要求,而實質化的環境法典在編纂之初就追求邏輯嚴密的框架結構?!兑獯罄h境法典》的立法者僅希望加強或鞏固現有立法,在歐盟指令的轉化之外缺乏創新法律制度的愿望,法典編纂過程也缺乏持續性,在具體規范制定之后,一般性原則才出現在了2008年的修訂中。(16)松散的法典結構表明其編纂思路是將部分環境立法與歐盟指令直接匯入各編進行形式上的統一,甚至于首編定位不明,難以滿足概括、指導分編等總則性功能。與此形成鮮明對比,《德國環境法典(草案)》沿襲了其法典化傳統中學說匯纂的特色,尤其是最初的教授草案,肩負著通過法律的系統化與協調化來實現環境法進步的任務(17),整體上總分結構明顯,總則部分高度抽象化,分則之間的編排也是有據可循。

  其二,形式性的法典編纂滿足于對現行法的梳理與統一,而實質性的法典編纂在此基礎上還存有對環境法秩序進行革新的宏愿。在行政性法典化的背景下,《法國環境法典》的內容本就難有實質創新。(18)同時,《法國環境法典》的編纂緣由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增強法律的可讀性,即通過法典化統一現有立法而使公眾易于理解,這也體現了法國法典化“總是希望將文本的革新與自身法典編纂的經驗相分離”(19)的特點。與之相反,《瑞典環境法典》雖然在規范建構上未曾追求傳統法典的完美邏輯,但其整體上也屬于實質編纂。從編纂動因來看,瑞典法典在協調環境立法之外,還有更新價值理念、增加監管領域以及變革法律制度的需求(20),遂法典在環境法庭制度、環境影響評價與環境處罰費等方面都有所革新。最終,在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推動下,法典編纂促進了瑞典環境保護的現代化。(21)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這兩種編纂模式并非涇渭分明,尤其是具體到某一法典文本,其法典化的程度通常而言是在形式編纂與實質編纂之間的。正如同屬實質法典化的瑞典與德國,《瑞典環境法典》雖在制度革新方面具有重大突破,但在整體的體系結構上并不如《德國環境法典(草案)》嚴密;而作為形式編纂的法國與意大利,盡管都旨在對現行法加以統一與完善,但《法國環境法典》與《意大利環境法典》相比,在范圍覆蓋面與結構嚴密度上都更勝一籌。

  一國環境法典在形式與實質之間如何進行取舍?倘若以傳統眼光觀之,實質編纂通常被認為是真正意義上的法典化,而形式編纂則易被貼上法律匯編的標簽。但實際上,實質編纂的環境法典因其精密的邏輯結構在穩定性上略勝一籌,而形式編纂的環境法典基于松散的框架在容納法律變化方面具有較高開放性,需結合具體情境選擇恰當的模式。

  (二)基于體系效益的適度法典化

  顧名思義,法典編纂中的“編”是對現有法律制度進行系統化整合,而“纂”則是結合實踐中的新問題創建新制度。(22)也因此,有關我國環境法典的目標定位,學界基本上形成了在形式編纂與實質編纂之間的共識。在宏觀判斷方面,降低傳統理想型的目標定位,以靈活性、適應性以及漸進性為特征的適度法典化備受關注。(23)初期的適當妥協會隨著我國環境法的逐漸成熟進行不斷調整,以追求更高層次的法典化,法典定位也進一步修正為“動態的適度法典化”(24)。在編纂方案方面,適度法典化需要明確基本概念、價值理念、規范體系等要素,這些內容可由法學家初步提出進而經法典正式確認。(25)在具體路徑方面,有學者提出通過多元法律形式、松散的框架結構以及階段性編纂進程來構建開放式的環境法典。(26)

  筆者贊同適度法典化主張。在新時代環境法典的編纂過程中,絕對的理性主義追求是不現實也是不必要的,應當結合我國實踐需求,從功能主義視角開展適度的環境法法典化。法典功能主義的核心在于“功能優先于形式”(27),甚至可以說“功能決定法典化的概念”(28)。誠然,法典是法律的形式體現,但法典化的最終目的在于以優于現行法制格局的立法模式服務于環境法治,絕非純粹為了法典形式而法典化。歐陸國家結合現實需要及其立法傳統對編纂模式進行選擇,也正闡釋了功能主義對法典編纂思路的滲透。

  如何落實“適度”的法典化?由于法典統一國家法律、匯集文本信息等歷史功能有所衰退,而今仍然留存甚至更為重要的功能之一即是體系化(29),因而適度法典化的具體展開,應當以法典的體系效益為綱。

  近來民法典編纂中的相關討論為理解法典體系效益提供了較為豐富的理論資源。學者蘇永欽將其概括為儲法、找法、用法、立法與專業教育。(30)比較法上的環境法典在編纂動因以及目標定位上或多或少都涉及體系效益的這幾個方面。但與此同時,也可以看出體系效益與法典化程度并非單純成正比的關系。典型教訓當屬《德國環境法典(草案)》的擱淺,體系化的信仰之于其環境法法典化而言,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因此,需進一步考察體系效益的決定因素。蘇永欽提出可以實現體系效益最大化的十二項規則,分為形式與實體兩方面。形式規則可以概括理解為關于核心概念的普通化、整體結構的均衡化以及規范編排的有序化等方面;實質規則涉及通過去政策化實現穩定性、交易中的人與文化等因素,以及如何通過立法技術與法官裁量來保持開放性。(31)也有學者指出,調整范圍的大小、結構層次的數量以及規范脈絡關聯的緊密程度是決定體系效益的因素。(32)

  基于此,筆者從比較環境法的視角提出環境法典之體系效益的觀點,即通過對法典的范圍劃界、內在體例與外部銜接的探討,來實現確定性、穩定性與開放性三個維度上的適度法典化。其一,調整范圍關乎法典的確定性。法的確定性通常被理解為具體法律概念的清晰準確,但考慮到環境法律繁多且公私兼具,因而法典語境下的確定性更指向法典調整范圍的明確與統一。為避免大雜燴式的法律匯編,環境法典需依據一定標準確定適度的法典范圍。其二,體例構造影響法典的穩定性。對于迅速發展的環境法而言,頻繁修訂似乎在所難免,但“法典求穩,改革求變”(33),進入立法模式革新階段的環境法必須追求適度的穩定性。環境法典是否得以經久不衰在很大程度上決于其體例構造能否經受住社會變遷的挑戰。其三,法典銜接反映法典的開放性。(34)所謂開放性,意味著環境法典并非絕對的封閉自洽,而是在與法典外部規范的交互影響中不斷更新與進化。鑒于環境問題綜合且多變的特性,環境法典如何與其他環境法淵源進行有機銜接,對法典保持開放性至關重要。

  三、環境法典調整范圍的劃定

  在適度法典化這一定位的指引下,體系效益在法典確定性的維度上要求對環境法典的調整范圍予以明確。通過比較歸納環境法典的劃界依據,可以為思考當前立法中哪些內容應當納入環境法典提供有益參考,同時在法典語境下重識一些特殊規范的環境法域歸屬。

  (一)環境法典范圍的劃界依據

  環境法典是有關環境法規范的合集,但在識別環境法規范時卻容易陷入兩個極端:要么認為所有法都是環境法、要么忽視任何形式的環境法。(35)此類現象揭示了環境法范圍的難以確定,這是由于環境法不僅在規范目的上存在重疊,還常常需要將其他規范作為適用基礎。(36)但法典編纂不能也不需要在每個領域達到徹底的全覆蓋。(37)正如民法典內容范圍的確定標準主要以公法與私法為限(38),環境法典也需要些許依據進行合理的劃界。

  確定環境法典的調整范圍是立法者圍繞環境法的核心范疇進行外延劃界的過程。比較法上的經驗顯示,環境法調整范圍主要的劃界依據包括環境問題應對規范、環境立法與執法的部門權限,對環境產生影響的人類行為以及環境利益等方面。

  從環境法的發生學角度看,環境法產生與興起的直接原因是應對環境問題的專門化法律部門的需求,因而有關污染防治與資源保護等規范作為環境問題應對法當然應進入法典調整范圍。依據環境問題應對規范這一標準確實可以實現環境法典大部分內容的確定,但這一標準可能會因其問題導向的特性而導致法典內容的碎片化。如此,也就可以解釋《意大利環境法典》的性質何以備受質疑。對法典范圍欠缺全局考量,而僅將主要領域的環境法進行集中并在隨后加入原則性規定作為總則的編纂思路,無異于將單行立法的問題直接帶入法典。因而,盡管有學者指出“大環境”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法典適用范圍(39),但其對噪聲污染、電磁污染以及光污染等重要領域的排除又表明法典在重要內容上的缺失。(40)

  環境法文本最初通常是由一國環境主管部門來組織起草,而后的法律實施也是以該部門為行政主導,可見,依環境立法與執法的部門權限來確定環境法典的范圍是比較直觀的?;谛姓苑ǖ浠谋尘?,《法國環境法典》的調整范圍帶有明顯的部門化色彩,即依據環境領域主管機關的行政權限來確定法典的主要內容。正因為如此,一些本應屬于環境法的法律被規定在其他法典之中,例如機場噪聲的規范被分散在城市規劃法典與民用航空器法典中。(41)此種依主管機構權限來確定法典范圍的方式不僅在立法上難以周延,在實踐中更會遭遇部門協調的難題,甚至會導致“環境超級部”(42)(Super-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的傾向。

  環境法調整人與人之間因環境而產生的社會關系,而環境法律關系正是由對環境產生影響的人類行為構成的。理論上,此種劃分可謂是最復雜卻也可能是最有價值的劃分。一方面,它可以涵蓋現有的環境規劃、資源利用等行為,甚至為容納新型的環境行為而預留空間;另一方面,環境行為有可能作為環境法域內的核心概念而成為邏輯推演與體系建構的基石。然而,環境行為的界定難以滿足內涵獨立且外延周延的要求?!度鸬洵h境法典》也并未直接抽象出這一概念,而是具體規定了對環境具有重要影響的幾項特別活動,同時將可能影響環境的人類活動作為核心來擴展法典調整范圍,因此原則上《瑞典環境法典》可以適用于一切對環境有影響的人類活動。(43)

  法律是對利益的調整,將反映環境利益作為法典規范的選擇依據可以實現較高程度的環境保護。德國環境法典的教授草案主要基于學理考慮,將諸如自然保護法、水法、控制排放法以及放射性防治法等帶來直接環境利益的法律納入法典,而專家委員會草案則更具野心,認為法典應在協調現有法律的基礎上,盡可能考慮到環境問題的根源并通過立法賦予環境保護更多力量,因而主張將基因工程、森林、土地利用、交通建設以及能源等方面的立法均納入環境法典。(44)可見,德國環境法典主要是以環境利益作為法典范圍的選擇依據,而草案范圍的變化則顯示出環境利益的擴張,即在直接環境利益的基礎上加入健康風險、生態保護、交通能源等相關利益而成為泛化環境利益。盡管此次法典化嘗試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聯邦與州的立法權限問題,但環境利益理想化的擴張也侵犯了政府部門與州的相關利益,從而成為其拒絕草案的借口。

  我國現階段的環境法典編纂對上述劃界依據需要進行綜合考慮,在避免重大遺漏的同時警惕環境法帝國主義。(45)環境問題作為環境法產生的客觀因素,法典應在現行法的基礎上繼續對此有所回應,但應基于生態整體主義的視角對環境規范進行選擇。環境保護主管部門與環境法的制定與實施聯系緊密,加之我國剛剛完成生態環境部與自然資源部等相關部門的權責調整,環境法典需要適應新的機構職能,明確各部門內的環境保護職責并完善部門間的溝通協調機制。人類對環境的影響總是通過作為或者不作為的行為而產生,盡管由于環境行為的概念界定過于抽象使其當前難以作為法典規范構建的核心范疇,但可以考慮將其融入原則條款對法典范圍在抽象層面予以適當拓展,從而為未來情形預留解釋空間。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牽涉甚廣的背景下,法典編纂過程可謂是環境利益的文本化,尤其是當環境權陷于理論糾葛而難以法定化之時,環境利益不失為一個規范串聯的線索,但為避免利益泛化而導致法典過于求全,環境利益需要結合環境法淵源而進化為環境法益。

  (二)特殊環境規范的法域歸屬

  類型化的劃界依據為我國環境法典范圍的確定提供了宏觀的理論參考,但在選擇環境立法時,還需要進一步的具體分析。在法典的橫向比較中,諸如環境要素的污染防治等傳統環境法的普遍規定無須在此贅述,疑難之處在于環境法典是否應當包含能源、氣候變化、生物技術以及自然災害等方面的法律。

  從比較法的角度看,能源與氣候變化的相關立法在環境法典中大多是交織存在的?!斗▏h境法典》在第二卷第二編中的大氣污染防治與溫室效應部分規定了能源利用條款(46);《意大利環境法典》在第五卷大氣保護與減排中包含了燃料的相關規定(47);《德國環境法典(草案)》(2008版)第五卷排放交易的主要內容來自其能源法,甚至環境部在2007年的初稿中還包含隨后所刪除的第六卷可再生能源。(48)能源法在《瑞典環境法典》中顯現出更高的融合度,促進能源再利用的規定直接進入法典目的條款,節約能源與可再生能源的優先使用也出現在一般原則中,相關內容在土地與水域管理中也有提及。(49)

  以基因工程為代表的生物技術對人類健康與環境的影響,得到了各國環境法典的普遍重視?!度鸬洵h境法典》在第三編特定活動中以第13章專章規定了基因工程與生物技術有機體;《法國環境法典》第五卷有關污染、風險與損害的預防中規定了轉基因生物的使用與監管(50);德國委員會草案在其特別法部分規定了基因科技和其他生物技術。(51)至于自然災害的相關內容,僅有《法國環境法典》在第五卷污染、風險與公害預防中的第六編專門規定了有關洪水等自然災害的預防??梢?,這些立法雖非傳統環境法,卻又因與環境風險或環境問題密切相關而在不同程度上被歐陸環境法典所吸納。

  中國環境法典應如何對待前述立法規范?結合比較法經驗與我國現行法狀況,可以將其分為兩類予以區別對待。

  其一,應對環境風險的相關立法規范應當納入環境法典。氣候變化與生物技術領域均具有科學不確定性,較之傳統環境問題所帶來的確定性損害,其所隱含的環境風險更為深刻地影響著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具體而言,能源法需借以污染防治或氣候變化規范而進入環境法典(52),正如歐陸環境法典中的能源立法也并未以獨立編章的形式出現,通常融入大氣污染或氣候變化的相關內容一樣。氣候變化立法涉及面更廣,當前我國也缺乏專門的氣候立法,法典編纂之時,可以考慮繼續分散規定在相關法規范中,也可以如《法國環境法典》般單獨成章節。轉基因等生物技術立法具有較高專業性,應當在環境法典中單獨予以規定。

  其二,原生環境問題的法律應對超出環境法典的適度化范圍。自然災害法主要針對諸如洪水、地震等原生環境問題的預防與救濟。由于災害的產生受到人類開發利用環境行為的影響,災害也會造成環境的進一步破壞,有學者主張將其納入環境資源法體系。(53)然而,自然災害主要在其產生環節與環境問題有所聯系,而原生環境問題又須得與次生環境問題相區別,至于減災救災、災后重建等環節所涉及的社會關系已超出環境法范疇。(54)因此,從適度法典化的角度考慮,自然災害法與環境法的關系應該是相對獨立的(55),環境法典僅需思考如何與之銜接,而非將其全盤吸納。

  四、環境法典的內在體例構造

  法典邊界劃分之后,其內部規范在體例構造上的嚴密程度影響著法典體系效益在穩定性上的發揮。鑒于論理體(56)成為歐陸國家環境法典體例的普遍選擇,我國在向法典法的立法模式轉化中,也需要思考總分結構的合理性、總則編的抽象性建構以及分則各編間的編排邏輯。

  (一)總分之下的法典總則建構

  自我國民法典對《德國民法典》總分結構的繼受以來,是否采取總分結構這一前提性問題在我國法典體例的討論中似乎是一個不證自明的結論,但對于環境法而言,答案實際上取決于法典化的程度,具體在此體現為規范關聯方式,即環境法規范是在垂直抑或水平維度上被切割的。(57)若依據規范所針對的環境問題進行垂直切割,則法典內每個部分將會自成體系而不需要總則;若依據規范之間普通與特別的關系進行水平切割,則普通性規范自然會形成總則。

  誠然,環境法規范因其具有明顯的問題導向特征而容易被垂直切割。在環境法的子領域中,一類環境規范的創制旨在解決某一環境問題。例如,為解決水污染問題而將具體的權利、義務以及責任條款,甚至糾紛解決程序等所有相關規范都規定在一部法律里,重點突出且有針對性地防治水污染。在法典編纂中若依此進行分割,各編內部則自成一體,法規范也難以跨越各編界限進行橫向關聯從而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總則。例如,《意大利環境法典》在第一編中僅規定了適用范圍、立法目的以及基本原則,未見管理體制等組織性規范與環境影響評價等一般性制度,如此更像是法典序言,對其后分則編的價值宣誓意義大于實踐指導意義。這一規范切割的思路便于單行法時代法律的制定與實施,也因此可以滿足基于現行法統一而成的形式法典的需求。

  然而,隨著環境問題的增多與復雜,此種切割方式會引發法典各分編之間的重復與混亂。例如,環境要素的一體兩面使水資源利用與水污染防治難以徹底分離,同時各環境要素間的交互影響又使水污染防治與土壤污染防治產生聯系。因此,基于我國適度法典化的立場以及生態整體主義的考量,應當主要以規范的水平分割為法典化方向,也因此宜采總分結構。

  總分結構的關鍵在于區分抽象與具體、普通與特別的關系,即將可以適用于環境法各領域的規范抽象化后放入總則編,而將特殊規范放入具體的分則編。歐陸國家在法典體例上基本都遵循了論理體,整體呈總分之勢而具體結構不一。從環境法典總則的主要內容看,比較法上的共性在于對立法目的、適用范圍以及原則條款都有明確規定,大多數國家在基本制度上也著墨較多。各具特色的是,《法國環境法典》在總則中對信息與公眾參與、組織機構、環境損害預防與修復以及管控與處罰措施進行了詳細規定,瑞典基于自身環境特點將土地和水域管理的規定納入法典總則,《德國環境法典(草案)》(2008版)總則包括了環境損害預防與修復、司法救濟等內容。(58)從法典總則的功能建構看,各國主要通過抽象原則與綜合制度這兩方面來實現總則對分則的抽象統攝、分則對總則的具體延伸。

  首先,專注原則條款的規定?!兜聡h境法典(草案)》(2008版)高度概括了三項原則(59),《法國環境法典》歸納出九項原則(60),《瑞典環境法典》詳細列明了十項原則(61),甚至最為形式化的《意大利環境法典》也規定了四項原則。(62)其中,較為普遍規定的有風險防范原則、污染者負擔原則、公眾參與原則、預防原則以及合作原則。

  以此比照我國環境保護法中的原則條款,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風險防范原則在歐洲的興盛與我國的冷遇?!斗▏h境法典》分別規定了風險防范與預防原則,《瑞典環境法典》與《德國環境法典(草案)》(2008版)直接規定了風險預防原則,瑞典甚至將其作為環境法典所有規范的基石。(63)而我國環境基本法在此規定模糊,盡管也有學者認為依體系解釋可以從《環境保護法》第5條解釋出風險防范原則。(64)在法解釋層面的討論之外,風險防范原則是否應當作為環境法的基本原則也有爭議。二是合作原則在國際法與國內法上的差別地位。合作原則作為國際環境法上的一項基本原則得到了廣泛認可,意大利與德國在其環境法典及草案中也予以明確規定。我國在國內環境法的實施中雖然已經出現了諸如聯防聯控等合作實踐,但合作原則當前還未上升到基本原則的高度?;谏鲜鰧Ρ?,我國環境法典在總則編纂時需進一步考慮風險原則與合作原則的地位。一貫強調的預防性思維在法典總則中是否可以擴張至環境風險領域值得探討,但毋庸置疑的是,未來國際與國內環境法治的落實將會需要更多合作。

  其次,注重綜合性制度的創建?!度鸬洵h境法典》在總則部分創制了環境質量標準制度與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法國環境法典》在公共參與部分規定了環境影響評價制度,而《德國環境法典(草案)》(2008版)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綜合性項目許可制度,甚至《意大利環境法典》也在分則部分首先規定了戰略環境評價和綜合環境許可制度??梢?,環境法典總則在綜合性制度層面的重點在于環境影響評價與綜合環境許可制度。進一步分析可看出二者之間存在融合趨勢?!度鸬洵h境法典》明確規定環境影響報告應當與環境危害活動、水務作業、采石業、農業等活動所需的許可申請一同提交。(65)德國綜合項目許可制度要求考慮開發行為所可能引起的所有環境影響,即在實體要素上融合了環境影響評價制度,而程序上是將之前雙軌并行的污染防治法與水法上的許可合并為一。(66)

  在我國環境法基本制度體系中,環境影響評價作為“老三項”制度已有歷史積淀,《環境保護法》第14條甚至透露出向政策層面的戰略環評邁進的意圖,而排污許可制度也已然成為環境法的基本制度。鑒于日益煩瑣的審批暴露出制度沖突等問題,近來排污許可制度正經歷綜合化、一體化的改革,同時也存在關于環評制度被取代的擔憂。我國環境法典在總則制度構建層面也因此需要進一步完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與排污許可制度的銜接。實際上,環境影響評價制度與排污許可制度的關系可視為“事前審批和事中事后監督”(67),比較環境法典上的綜合環境許可制度正是二者融合的產物。

  (二)環境法典的分則編排

  環境法典分則編的體系編排須遵循一定的邏輯,在比較法上體現為內容整合與形式構造兩方面。

  首先,環境法典的分則編整體上是從資源、污染與生態的類型化視角進行內容整合?!度鸬洵h境法典》將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及沿岸保護區等生態保護內容與動植物物種保護統一放入名為自然保護的第二編,而在其后一編中針對環境危害活動、環境污染區治理、水務作業、采石業、農業、基因工程以及廢棄物生產等相關活動進行污染防控??芍^是資源并入生態成為自然保護而與污染防控相分立?!斗▏h境法典》的分則部分首先在第二卷規定了水、海洋、大氣等傳統環境要素的污染防治,隨后的兩卷分別針對沿海區、公園、保護區與風景區等自然空間,以及動植物、漁業資源等自然遺產,第五卷則涉及化學物質風險、轉基因生物、放射性物質與核設施等環境風險。如此,在防治對象上區分了環境損害與風險妨害,在保護對象上區分了自然資源與生態區域?!兑獯罄h境法典》缺乏針對生態區域保護的專門編章,但在第三卷中規定了土壤保護和抗沙漠化的內容,同時試圖針對同一環境要素有關資源保護與污染防控兩方面的內容進行整合,例如水污染防治和水資源管理被并入同一卷。

  其次,環境法典分則各編在形式構造上可見對法典整體有序的追求,也存在分則編內自成一體的樣態。這一區分的主要依據是各分編內部是否存在一般性規定或者責任條款?!度鸬洵h境法典》的分則各編基本都是直入主題,即開篇不再做一般規定,而法律責任也在法典最后統一予以規定。從自然保護與特定活動到環境司法與監管,再到處罰與賠償的編排,旨在追求法典整體上“從預防到管制再到救濟”(68)的動態邏輯。與之相反,《意大利環境法典》在第三卷內的土壤保護、水污染防治與水資源管理部分各自有一般規定,如此似乎使此分卷自成一體,但其損害賠償、行政與刑事處罰的相關內容又規定在法典最后?!斗▏h境法典》原先的處罰條款是分散在各個部分中,之后將其共同性規定整合進了總則。

  環境法典分則部分的這兩類編排形式各有特點?!度鸬洵h境法典》分則在整體邏輯上更為清晰,但由于缺乏針對環境法亞部門的一般性規定,因而對總則的概括程度要求較高;而《意大利環境法典》在分則中保留一般規定也是因其總則較為薄弱,此種編排無須對現行立法傷筋動骨,但也容易造成環境法典內部的分裂。

  我國環境法典的分則編排亦可從內容整合與形式構造入手。有關內容上的梳理與整合可以結合環境法體系理論進行思考。從污染防治法與自然資源法的融合與分立(69),到晚近興盛的生態保護法,當前我國在環境實體法部分基本形成三分的通說。(70)污染防治與資源保護的獨立成編有其歷史因素,生態保護法依其整體性思維而難以融入其他部分。當然,這三部分之間的分野與銜接還需要結合我國現實在法典分則的編纂中進一步思考。至于法典分則在形式上的編排,比較法上看似矛盾的整體與局部體系,實際上可以在雙重體系中得到協調,即一方面注重法典整體邏輯將法律責任統一規定,同時根據分編的具體情況選擇性設立該編的一般性規定,其中關鍵在于將一些難以上升為法典總則規范而又對特定分則編具有一般性指導意義的內容進行適當抽象。

  五、環境法典與外部規范的銜接

  環境法典調整范圍的確定,有助于法典的體例建構,但也會對法典的進一步發展造成限制(71),進而降低其體系效益。法典因此需要與其外部的環境法規范進行有機銜接,以保持一定的開放性,既需處理好法典與環境單行法的關系以回應解法典化的質疑,又要有機聯系法典與其他相關部門法以形成法律合力。

  (一)解法典化與環境單行法

  如前所述,在法典理念轉向的背景下,法典不被期待涵蓋所有相關規范,社會關系的日益復雜也促進了法典之外特別法的發展。然而,隨之而來的是“解法典化”(Decodification)的質疑。這一現象由意大利民法學者那達林若·伊爾第(Natalino Irti)提出,他認為民法典在民事特別法的沖擊之下已經喪失了在私法體系中的核心地位,民法典正在被分解。(72)盡管我國環境法領域還未出現真正意義上的解法典現象,但環境單行法對環境基本法的重復與瓦解早已出現,應當以前瞻性的眼光審視未來可能出現的解法典化。

  從比較法上看,應對解法典化的核心在于如何處理環境法典與單行環境法的關系。法典之外的單行立法可以分為兩類:若要構成解法典意義上的“特別法”,需是在調整范圍上與法典有所重合且價值理念異于法典的特別法(73);而那些具有內容排他性而理念一致性的特別立法,實際上是對法典的補充而非解構,可以與法典一同作為環境法的淵源。正如我國當下的環境法典編纂,適度化的法典定位并不排斥環境單行法,單行法的存在與完善也為法典功能的發揮起到補充作用。(74)

  在法典編纂中,實際上需要重點關注的是那些可能導致解法典的環境單行法。最為直接的方式是在編纂之時即將其整合進環境法典,然而,若將前述范圍有重合而價值不一致的特別立法貿然納入法典,又可能會造成法典價值體系的不協調。對此,可以僅針對相關規范進行拆解合并,通過環境單行法的修訂實現調整范圍的協調。例如,《瑞典環境法典》是與公路法、鐵路建設法、礦業法以及森林保護法等環境單行法并行適用的(75),從事相關活動的主體需要同時遵守環境法典與相應法律,但這些單行法的繼續適用并未構成解法典化現象,因為與法典沖突的部分需依法典進行修改。(76)

  (二)環境法典與其他部門法的銜接

  環境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公私兼具,甚至由于其調整手段綜合而被形容為“諸法合體”(77)。如何與民法、經濟法、行政法、刑法以及訴訟法等其他部門法(78)進行有機銜接是環境法法典化無法回避的問題。這不僅是法典保持開放性的內在需求,也是經由跨部門協同形成環境保護法律合力的關鍵。(79)

  環境法典與其他部門法的關系在法規范上主要體現在制度措施與救濟方式兩方面。

  其一,環境法典在制度措施方面有賴于行政法與經濟法的現有框架。環境規制理論將環境保護措施分為命令控制型與市場激勵型,前者依托行政行為來實現,后者涉及稅收、價格、財政以及金融等經濟法上的宏觀調控制度。(80)前述歐陸幾國的環境法屬于公法范疇,其實施基本上都是在行政法的框架下,環境法典也幾乎通篇可見傳統的行政管理制度,又在此基礎上嘗試諸如綜合性許可等制度創新。稅收等經濟措施在環境法典中也有提及,例如,《法國環境法典》在總則卷第五編財政條款中用轉致條款規定了污染稅根據海關法典進行收取(81),德國委員會草案第6章詳細規定了環境稅費與環境補貼的收取與使用,《意大利環境法典》卻忽略市場工具對主體行為的引導,因而對激勵措施缺乏關注。(82)

  其二,環境法典在救濟方式上需對接訴訟法、民法、行政法與刑法有關訴訟程序與法律責任的規定。在程序規范上,《瑞典環境法典》將司法救濟與行政救濟合并在第四編案件與事項的審查中,詳細規定了程序規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建立了完善的環境法庭制度,從法庭組成、管轄范圍到訴訟程序都有詳細規定,并與《司法程序法典》相銜接。(83)德國環境法典草案的總則編也涉及訴訟程序規定,委員會草案規定了團體訴訟、行政法院,而后的2008版草案也規定了簡易訴訟程序等內容。

  在責任條款上,歐陸環境法典普遍規定了民事、行政與刑事責任?!度鸬洵h境法典》在第七編賠償中規定了針對因水域、空氣、土地以及噪聲污染等所造成的人身損害、物質損失和金錢損失的賠償責任。(84)在傳統的人身與財產損害之外,環境損害成為環境法典重點關注的救濟對象?!兑獯罄h境法典》第六卷的生態損害賠償被認為是該法典最具創新的部分,界定了生態損害的概念與范圍,環境損害的預防與修復以及賠償。(85)德國獨立委員會草案也創新性地引入了針對純粹生態損害的修復責任。(86)《瑞典環境法典》在處罰規定上與刑法存在密切聯系,不僅有轉致條款(87),而且還直接規定了環境侵害罪、處理化學品危害環境罪、非法從事未授權環境活動罪、妨礙環境控制罪以及不完全環境信息罪等具體罪名與相應罰則(88);而在行政責任上,新增了環境處罰費用以處罰經營者違反法典有關行政許可等規定的違法情形。(89)《法國環境法典》最初的處罰規定分散在分則各編之中,例如,水環境、動植物保護在各自部分有相應的責任條款,之后對這些處罰內容予以整合,在第一卷中新增第七編來統一規定行政措施與處罰、犯罪偵查與刑事制裁,呈現出環境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的一體化趨勢。(90)

  如上所述,在制度措施層面,歐陸環境法典基本上是基于現有行政法框架而適當有所創新,對稅收等經濟手段也有所關注,而在立法技術上或詳細規定或外接既有立法。我國也有相關立法創制了河長制、污染聯防聯控等新型環境管理方式,環境保護稅、碳排放交易等經濟激勵制度也在不斷探索完善中。環境法典可以秉承這一思路,但同時需注意尊重行政執法的基本原理、謹慎經濟制度的即時多變。此外,我國民法在通則時代幾乎僅在環境侵權上與環境法有所聯系,而今民法典為回應時代需求在總則引入綠色原則,可以預見未來物權、合同等分編將會在很大程度上新增環境保護的私法制度(91),環境法典因此也應關注與私法制度的銜接。

  在法律救濟層面,歐陸環境法典多注重與程序法的聯系,尤其是瑞典環境法庭的建立使環境司法在訴訟程序上有所變化。我國也正在推進環境資源審判專門化,法典編纂中需要注意與訴訟法的既有規定相銜接。歐陸環境法典中的行政責任一般直接在法典中予以具體化,刑事責任的創制則有限,仍需要轉致到刑法典,而民事責任在責任承擔方式上也創新了環境修復責任。在我國當前的環境法律責任體系中,環境侵權責任直接適用侵權責任法,構成環境犯罪的亦直接依據刑法追究刑事責任(92),而行政責任則是在行政法的框架下進行適當創新。(93)至于針對生態環境損害的修復與賠償責任,其性質雖尚未達成明確共識,但在立法上可考慮將其作為環境特別民事責任。(94)

  此外,法典保持開放性的重要途徑之一即是外接條款,但這不僅僅是立法技術問題,也涉及價值判斷。(95)例如,環境刑事責任在環境法典中是詳細規定還是僅轉致到刑法典,實際上反映出環境法益在刑法典中是否得以作為獨立法益而存在。環境違法從單純的行政法規制到行政犯與刑事犯并行的格局,再到近年來環境犯罪立法由附屬刑法開始向核心刑法發展,這一過程反映出環境法益的日漸獨立。(96)隨著刑法典對環境犯罪的日益重視,環境法典也因此無須多增煩擾,而僅需通過外接規范即可實現法典的開放性追求與整體法秩序的協調。

  總而言之,環境法已然在經歷著一場立法模式的變革,中國環境立法經近四十年的發展與積累,法典化可謂正當其時。身處法典前夜,更需要從比較法視野看環境法法典化在我國從何展開。歐陸國家的環境法典因其國情各異而在法典目標上存在形式編纂與實質編纂的區別,最終在調整范圍、體例構造與規范銜接方面呈現出不同的法典樣態。環境法法典化雖尚在探索之中,然基于比較法上的觀察,仍可歸納出一般規律:在法典目標基于功能主義予以定位之后,法典范圍的確定需圍繞劃界依據綜合考量,法典內在的體例構造取決于總則抽象性建構與分則編排邏輯,法典外部的規范銜接體現為環境法典與環境單行法以及其他部門法的關系。對此,我國應當基于法典體系效益而在環境法典的目標定位上選擇適度法典化,并通過對法典的范圍劃界、內在體例與外部銜接的思考,編纂具有確定性、穩定性與開放性的環境法典。此外,多元化的比較視野為我國環境法法典化提供了豐富資源,但如何調適域外經驗間的適用沖突,使之共生于我國本土等問題還需要在環境法典編纂的具體進程中進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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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馮樂坤:《從絕對理性到相對理性——民法法典化的思路》,載《現代法學》,2003(6)。

  (12)Van Reenen,T.P."Reflections on the Codification of South African Environmental Law(1):General Considerations".Stellenbosch L.Rev.,1994,5(2):214-231.

  (13)張梓太:《論法典化與環境法的發展》,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07(3)。

  (14)Bergel,J.L "Principal Features and Methods of Codification".La.L.Rev.,1987,48(5):1073-1097.

  (15)采此形式與實質二分模式的重點在于討論環境法法典化的程度。法典編纂的類型化理論還包括匯集型、鞏固型、革新型與匯編型的法典編纂方法。參見彭峰:《法國環境法法典化研究》,載《環境保護》,2008(4)。自我創新、繼承前人、移植外國以及修補現有法律等法典編纂的技術模式。參見封麗霞:《法典編纂論——一個比較法的視角》,297-302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16)Fracchia,F."'Codific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Italian Journal of Public Law,2009(1):1—22.

  (17)夏凌:《德國環境法的法典化項目及其新發展》,載《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0(2)。

  (18)夏凌:《法國環境法的法典化及其對我國的啟示》,載《江西社會科學》,2008(4)。

  (19)彭峰:《法國環境法法典化的成因及對我國的啟示》,載《法治論叢》,2010(1)。

  (20)The Environmental Code,a summary of the Government Bill,1997/98:45.https://www.government.se/informationmaterial/1998/01/the-environmental-code-a-summary/.

  (21)李摯萍:《可持續發展原則基石上的環境法法典化——瑞典〈環境法典〉評析》,載《學術研究》,2006(12)。

  (22)王利明:《我國民法典分編編纂中的幾個問題》,載《中國人大》,2018(17)。

  (23)相關論述可以參見張梓太:《中國環境立法應適度法典化》,載《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09(1);呂忠梅、竇海陽:《民法典“綠色化”與環境法典的調適》,載《中外法學》,2018(4)。

  (24)張梓太、陶蕾、李傳軒:《我國環境法典框架設計構想》,載《東方法學》,2008(2)。

  (25)呂忠梅:《新時代環境法學研究思考》,載《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8(4)。

  (26)李傳軒:《中國環境立法發展的路徑省思》,載《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09(2)。

  (27)張小軍:《民法典解構及當代中國民事立法的理性選擇:適度法典化——以比較法為視角》,載《理論月刊》,2011(5)。

  (28)謝哲勝:《論民法法典化模式的選擇》,載《法商研究》,2006(3)。

  (29)蘇永欽:《尋找新民法》,8、11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30)蘇永欽:《體系為綱,總分相宜——從民法典理論看大陸新制定的〈民法總則〉》,載《中國法律評論》,2017(3)。

  (31)筆者在此進行了高度概括,具體論述參見蘇永欽:《現代民法典的體系定位與建構規則——為中國大陸的民法典工程進一言》,載《交大法學》,2010(1)。

  (32)謝鴻飛:《民法典的外部體系效益及其擴張》,載《環球法律評論》2018(2)。

  (33)王利明:《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民法典編纂》,載《中國法學》,2015(4)。

  (34)法典的開放性可以從規范層面與價值層面理解,在此重點關注前者,即基于環境法淵源體系來審視環境法典的開放性。參見于飛:《民法典的開放性及其妥當實現》,載《中國法律評論》,2015(4)。

  (35)Van Reenen,T.P."Reflections on the Codification of South African Environmental Law(2):A Suggested Normativ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a Codification".Stellenbosch L.Rev.,1994,5(3):331-363.

  (36)汪勁:《環境法學的中國現象:由來與前程——源自環境法和法學學科發展史的考察》,載《清華法學》,2018(5)。

  (37)Weiss,G.A "The Enchantment of Codification in the Common-Law World",Yale J.Int'l L.,2000,25(2):435-532.

  (38)張保紅:《刻舟求劍抑或時移法移?——論私法一統背景下的法典內容與體系構建》,載《蘭州學刊》,2017(3)。

  (39)李鈞:《一步之遙:意大利環境“法規”與“法典”的距離》,載《中國人大》,2018(1)。

  (40)Fracchia,F."'Codific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Italian Journal of Public Law,2009,1:1-22.

  (41)莫菲:《法國環境法典化的歷程及啟示》,載《中國人大》,2018(3)。

  (42)Van Reenen,T.P."Reflections on the Codification of South African Environmental Law(2):A Suggested Normativ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a Codification".Stellenbosch L.Rev.,1994,5(3):331-363.

  (43)Rubenson.S."The Swedish Environmental Code".Eur.Envtl.L.Rev.,1999,8(12):328-332.

  (44)夏凌:《德國環境法的法典化項目及其新發展》,載《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0(2)。

  (45)Veinla,H."Cod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Major Challenges and Options".Juridica Int'l.,2000,5:58-67.

  (46)例如,Article L224-1規定能源的合理使用必須有助于遵守空氣質量標準;Article L229-25與L229-26提出一個氣候能源計劃,包括鼓勵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措施。參見《法國環境法典》(Code de l' environnement)。

  (47)例如,在Art.291的適用范圍中指明該編用以規制燃料的特性及其利用條件。參見《意大利環境法典》(Codice dell' ambiente)。

  (48)True,C."Germany-the Drafting of an Environmental Law Code(UGB)".Europea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2009,18(2):80-90.

  (49)目的條款中規定環境法典的適用應當確保材料、原材料和能源的再利用、循環利用;一般原則中規定行為人應當節約并循環利用原材料和能源,同時可再生能源應當得到優先使用;土地與水域管理部分要求能源生產與運輸的設施選址需盡量避免對該地與水域的破壞。參見《瑞典環境法典》(Swedish Environmental Code)Chapter 1,Section 1; Chapter 2,Section 5; Chapter 3,Section 8。

  (50)莫菲:《法國環境法典化的歷程及啟示》,載《中國人大》,2018(3)。

  (51)沈百鑫:《兩次受挫中前進的德國環境法典編纂》,載《中國人大》,2018(5)。

  (52)能源法的體系歸屬存在爭議。有學者主張節能減排與能源立法屬于環境法體系。參見黃錫生、史玉成:《中國環境法律體系的架構與完善》,載《當代法學》,2014(1)。也有學者認為能源法與環境法有聯系也有不同,但可納入生態文明建設的法律保障體系。參見王燦發:《論生態文明建設法律保障體系的構建》,載《中國法學》,2014(3)。

  (53)馬驤聰:《論我國環境資源法體系及健全環境資源立法》,載《現代法學》,2002(3)。

  (54)方?。骸稙暮Ψ▽W基本問題思考》,載《法治研究》,2014(1)。

  (55)陳海嵩:《自然災害防治中的環境法律問題》,載《時代法學》,2008(4)。

  (56)法典編纂體例可以分為沿革體、編年體、韻府體與論理體。參見穗積陳重:《法典論》,54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57)在此借鑒學者蘇永欽的民法規范切割理論。原本蘇氏以此描述民法典與部門民法的區別,但從規范構成的微觀層面看,這一原理亦可用于解釋環境法典體例。參見蘇永欽:《現代民法典的體系定位與建構規則——為中國大陸的民法典工程進一言》,載《交大法學》,2010(1)。

  (58)劉如慧:《德國環境法典2009草案初探:以整合的開發行為許可制度為中心》,載《臺北大學法學論叢》,2010(76)。

  (59)避免危害人類和環境原則、風險預防原則與合作原則。True,C."Germany—the Drafting of an Environmental Law Code(UGB)".Europea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2009,18(2):80—90.

  (60)風險防范原則、預防行動原則、污染者付費原則、信息公開原則、公眾參與原則、生態整體性原則、可持續利用原則、生態互補性原則與禁止后退原則。參見《法國環境法典》(Code de l' environnement)Article L110-1。

  (61)證明責任原則、必備知識原則、風險預防原則、最佳適用技術原則、合理選址原則、產品選擇原則、資源管理和生態循環原則、成本合理原則、污染者負擔原則與危險活動停止原則。參見《瑞典環境法典》(Swedish Environmental Code)Part One,Chapter 2。

  (62)環境行動原則(融合了預防原則與污染者負擔原則等)、可持續發展原則、輔助和公平合作原則、公眾參與和信息公開原則。參見《意大利環境法典》(Codice dell' ambiente)Art.3。

  (63)Rubenson,S."The Swedish Environmental Code".Eur.Envtl.L.Rev.,1999,8(12):328-332.

  (64)竺效:《論中國環境法基本原則的立法發展與再發展》,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4(3)。

  (65)參見《瑞典環境法典》(Swedish Environmental Code)Part One,Chapter 6,Section 1。

  (66)劉如慧:《德國環境法典2009草案初探:以整合的開發行為許可制度為中心》,載《臺北大學法學論叢》,2010(76)。

  (67)孫佑海:《排污許可制度:立法回顧、問題分析與方案建議》,載《環境影響評價》,2016(2)。

  (68)夏凌、金晶:《瑞典環境法的法典化》,載《環境保護》,2009(2)。

  (69)鄧海峰:《環境法與自然資源法關系新探》,載《清華法學》,2018(5)。

  (70)杜群:《可持續發展與中國環境法創新——環境法概念的復元和范疇的重界》,載《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3)。

  (71)Veinla,H."Codif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Major Challenges and Options".Juridica Int'l.,2000,5:58-67.

  (72)張禮洪:《民法典的分解現象和中國民法典的制定》,載《法學雜志》,2006(5)。

  (73)瞿靈敏:《從解法典化到再法典化:范式轉換及其中國啟示》,載《社會科學動態》,2017(12)。

  (74)呂忠梅、竇海陽:《民法典“綠色化”與環境法典的調適》,載《中外法學》,2018(4)。

  (75)Rubenson,S."The Swedish Environmental Code".Eur.Envtl.L.Rev.,1999,8(12):328-332.

  (76)夏凌、金晶:《瑞典環境法的法典化》,載《環境保護》,2009(2)。

  (77)呂忠梅:《環境法回歸路在何方?——關于環境法與傳統部門法關系的再思考》,載《清華法學》,2018(5)。

  (78)環境法典與憲法、國際法的關系也值得思考,但基于比較對象所限,在此僅做比較法上的粗淺討論。憲法對環境法典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立法權限上,德國在2006年改革后,聯邦政府獲得更大的環境立法權,也因此在隨后的2008版草案中加強了對水和自然保護事項的規定,但由于州政府同時享有在某些事項上得以偏離聯邦規定的立法權,因而德國環境法典未來難測。U.Muller,B.Klein "The New Legislative Competence of Divergent State Legislation and the Enactment of a Federal Environmental Code in Germany".J.Eur.Envtl.& Plan.L.,2007,4(3):181-194。國際法對環境法典的影響在于其適用方式,基于歐盟立法一體化的考量,歐陸環境法典普遍對歐盟環境法有所回應,例如,《意大利環境法典》至少對八個歐盟指令予以轉化。Mastrodonato,G."The Implementation of EC Directives in Italy:The Environmental Code and the Transversal Tools".Eur.Energy &Envtl.L.Rev.,2010,19(2):82-86。

  (79)有學者提出環境問題的法律回應,不僅包括部門法的綠化與環境法部門化,還應當關注跨部門協同。參見柯堅:《當代環境問題的法律回應:從部門性反應、部門化應對到跨部門協同的演進》,載《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5)。

  (80)李艷芳:《論生態文明建設與環境法的獨立部門法地位》,載《清華法學》,2018(5)。

  (81)參見《法國環境法典》(Code de l'environnement)L151-1。

  (82)Fracchia,F."'Codific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Italian Journal of Public Law,2009(1):1-22.

  (83)例如,規定不得損害當事人根據《司法程序法典》享有的上訴權。參見《瑞典環境法典》(Swedish Environmental Code)Chapter 16,Section 12。

  (84)參見《瑞典環境法典》(Swedish Environmental Code)Chapter 32,section 1,Section 3。

  (85)Mastrodonato,G."The Implementation of EC Directives in Italy:The Environmental Code and the Transversal Tools".Eur.Energy &Envtl.L.Rev.,2010,19(2):82-86.

  (86)Rehbinder,E."A German Source of Inspiration? Locus Standi and Remediation Duties under the Soil Protection Act,the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Act and the Draft Environmental Code".Envtl.L.Rev.,2004,6(1):4-20.

  (87)例如,規定從事行為違反第1款第(24)項規定構成犯罪的,應當按照《刑法典》第二十三章的規定進行處罰。參見《瑞典環境法典》(Swedish Environmental Code)Chapter 29,Section 8。

  (88)參見《瑞典環境法典》(Swedish Environmental Code)Chapter 29,Section 2,3,4,5,6。

  (89)參見《瑞典環境法典》(Swedish Environmental Code)Chapter 30,Section 1。

  (90)參見《法國環境法典》(Code de l'environnement)Article L170-174。

  (91)參見呂忠梅課題組:《“綠色原則”在民法典中的貫徹論綱》,載《中國法學》,2018(1)。

  (92)參見《環境保護法》第64條、第69條。

  (93)例如,按日連續處罰,參見《環境保護法》第59條。

  (94)李摯萍:《生態環境修復責任法律性質辨析》,載《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2)。

  (95)郭志京:《中國民法典的歷史使命與總則編體系建構》,載《法學論壇》,2018(1)。

  (96)錢小平:《環境刑法立法的西方經驗與中國借鑒》,載《政治與法律》,2014(3)。

[ 責編:劉夢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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